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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前，俞敏洪告别成为北大教授的梦想，把全部行囊装上一辆三轮车，在月光下推出了北大南门，开始了新东方的艰难创业路。从此，他所践行的那句“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的鞭策之语，成为了无数学生的座右铭。

他和他的培训学校早已成为中国英语培训的

领军者，而他的创业故事本身就是一本励志教材。

1990年的一个秋夜，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俞敏洪正和朋友喝着小酒，聊着家常，窗外下着大雨，这时他在北大的校园晚间广播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因为在校外办培训班授课，北大给了他一个行政记过处分。而且，处分通告和照片还贴在了北大三角地的玻璃橱窗里，为时一个多月。

在北大默默无闻的俞敏洪就这样出名了。“出名”的代价是他总觉得同事、学生看他的眼神很怪，感觉身后会传来一阵阵的刺痛，这个曾经让他无限自豪的校园那一刻让他“窒息”。于是，他选择了辞职。俞敏洪离开北大后的故事就是“新东方”这个极负盛名的教育培训机构从创办和发展的故事。在上世纪90年代末，俞敏洪那句“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成了无数年轻学子的奋斗格言。

■痛下决心告别了

成为北大教授的梦想

俞敏洪最初开始做语言培训和他未能实现的“留学梦”有关。“就像一个孩子出生之前还有十月怀胎一样，我也并不是在1993年突然心血来潮创办新东方的，在此之前，新东方至少还有五年的孕育期可以追溯。”

俞敏洪在他的文章《新东方成立15周年感怀：岁月如歌》中写道：“1988年前后，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到美国留学的热潮，当时的出国留学不像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地进行，很多人都是偷偷地准备，因为工作单位一般不允许出国，被人知道了容易引起麻烦，所以常常一个人出国以后，周围的人才知道他已到了国外。现在新东方的元老级人物徐小平、王强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国的。出国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像上天堂一样的事情，听说有朋友到国外去了，人们通常会羡慕得眼睛发红。

“我本来在北大悠闲自在地当老师，就像一只乌龟躺在舒适的沙滩上享受阳光一样，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像鲨鱼一样游到了大洋彼岸，于是在羡慕之余我也产生了横渡太平洋的冲动。”

但俞敏洪出国奋斗的梦想最终并未能实现。“1988年1月我第一次参加了托福考试，获得了657分的好成绩，然后就踏上了连续三年多的联系出国留学之路。我当时的目标并不是要上什么好大学，只要美国人让我过去。但美国人慧眼如炬，一眼就看出来我是个想出去混事的主，给我发了几张印刷得很漂亮的录取通知书诱惑我，但就是不愿意给我一分钱的奖学金。我在北大每月领取120元的工资，不可能有经济能力自费出国，因此，出国梦只能打住。”

出国无望，经济也陷入困境，而此时，随着中国留学热潮的兴起，北京街头出现了各式TOEFL和GRE培训班，俞敏洪于是想起了自己对托福考试的深刻研究，就背上书包到各个培训机构教书谋生。俞敏洪后来回忆说：“当时教书的目的最初就是为了谋生赚钱，赚钱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把家庭维护好；第二个目的是如果有余额的话，我把它存起来，存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可自费出国。当时就是这两个思路。”

“1989年夏天，我为了打发时间，和一所民办学校商量，以承包的方式办了个外语补习班。”俞敏洪说，这个班应该算是新东方最初的雏形，“就是那时，我觉得可能我该试着在这儿做点生意了。”

当时北大教师在外授课是触犯纪律的事情，而俞敏洪的名字就写在培训学校广告上最显眼的地方，于是就被学校注意到了。俞敏洪说：“后来北大认为我办班是非法行为，是不尊重北大的一种表现，就给了我一个行政记过处分。我的第一次办学热情也从此夭折。”

“到了1991年夏天，我觉得在北大的生活变得愈加沉闷无聊，于是痛下决心告别了希望成为北大教授的梦想，把全部行李装上一辆三轮车，在月光之下推出了北大南门。”俞敏洪说。

■东方学校英语培训部

成立时只有他和妻子两人

离开北大后，俞敏洪抓住了出国热的机会，凭着北大训练的头脑和一张嘴，再加上失败的出国梦积累下来的经验，一头扎进了民办英语培训领域。“我找到了一家叫做‘东方学校’的民办学校，为他们创办了外语培训部，以承包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做了起来。我当时憋着一股气，一心想要做出点成绩来洗刷自己在北大遭受的耻辱，又想尽快存够钱出国读书，所以特别发奋。”俞敏洪回忆说。

最开始，俞敏洪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外面支一张桌子，放一把椅子，“东方学校英语培训部”正式成立时只有两个人，他是头，老婆打下手，当出纳会计，上午他骑车出去，拎着糨糊桶，电线杆上贴广告，下午守株待兔。为了吸引更多人报名，俞敏洪当时不得不在托福、GRE报名册上各填30个假名字。

有媒体记录了俞敏洪最初创业的那段经历：数九寒天，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经常都结成了冰，有时他实在冷得受不了，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然后继续把广告贴下去。他的这段创业经历成了新东方一直传诵的故事。

“贴广告很辛苦，我还常做免费讲座啊，免费讲课啊，没有地方，没有钱等等，非常艰难。但这一切并不长，半年左右就过去了。因为后来学生经过我不断做免费上课，真正体会到了上课的意义，后来他们就开始交费、报名，这个时期就过去了。”俞敏洪说。

从1991年到1993年创办新东方学校之间，俞敏洪还在其他培训机构打了两年工，“我要是从北大出来直接干新东方肯定干不成，因为一点办培训机构的经验都没有。”俞敏洪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我既不要求加工资，也不去跟校长吵，我告诉校长，我来帮你做别的事情。我就是想看学生怎么管理，后勤行政怎么弄，包括给学生复印资料我都干，他们都觉得我很好。最后我开始了解整个培训机构的运作方式，然后我分析成功在什么地方失败在什么地方，我干过大概四五家培训机构。”

从这些培训机构里，俞敏洪找到了新东方成功的一些方法，如免费试听，学生选择老师等：“我知道他们的处理方式有问题，比如他们做培训的时候，学生交了费坚决不退，老师上课再差，学生闹事也不换。后来我做新东方，把那些弊病都屏蔽掉了，新东方就起来了。”

新东方正式成立于1993年11月16日，这个日子，俞敏洪就像自己女儿生日一样记得清楚。而“新东方”这个名字，也直接来自于他1991年创办的东方学校外语培训部。“当时决定创办一所自己的学校，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刚好有个朋友办了个公司叫‘新北高’，于是我灵机一动，就在东方前面加了个‘新’字，‘新东方学校’从此诞生。”

他后来回忆拿到办学许可证的那一天，用词很富有感情：“拿到办学许可证的那一天是11月16日，我骑着自行车到海淀教育局领许可证。北京正好刮着大风，漫天黄沙飞舞，给我带来了一种壮士出征、慷慨悲壮的感觉。”

■从小平房到办公楼

从培训班到上市公司

1993年到1995年，被俞敏洪称为“个体户”奋斗阶段，“刚开始我一个人当老师，后来周围有几位老师加入，再后来我让老婆把工作辞了，负责报名工作。”

“新东方的第一批团队成员实际上是一批下岗工人，十来个四五十岁的妇女，她们帮新东方管理教室、打扫卫生、印刷资料、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帮助服务学生等。第二批重要团队是新东方最初的十几个老师，包括钱坤强、夏红卫、杨继、宋昊、钱永强等人物。”

“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天大家走进教室拼命上课，走出教室大碗喝酒，到一期班结束后大家就一起分享胜利果实，根据每人的贡献论功行赏。当时发工资还没有银行卡，需要到银行领出大把的现金发放，而且都是十元钱的面值，所以老师们常常用一个大书包把钱开心地背回去……”

到1994年，俞敏洪已挣够了学费，可以出国留学了：“1994年，我收到了国外的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但权衡之下还是决定继续办新东方。”因为这时他已发现，新东方的学生，1994年比1993年增加了好几百倍，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到1995年底，新东方学生已有1.5万人了。教学方面在蓬勃发展，而我深感一个人实在力量太有限，太苦、太累、太孤单、太悲伤。我面临选择，要么把新东方关掉，要么把新东方干大，最后我们选择把新东方干大。我跑了一趟美国。”

在美国和加拿大，俞敏洪说服王强、徐小平等人回国，这次出国，他又使用了一点“小手段”：“到了1995年底，我让他们一起回来干，我给他们典型的刺激是什么？当时中国没有信用卡，我在国内换了整整1万美元的现金，全是100元的大钞，吃饭的时候，我就只能掏现金请他们吃饭，这个给了他们很大的刺激……他们觉得俞敏洪都能做这样的事，那他们回去至少能做得跟我一样好。”

一批名师成就了新东方在留学英语培训市场的地位：徐小平的出国留学咨询，王强的“美式思维口语教学法”，包凡一、何庆权从加拿大带回超凡的英语写作……

在经历过股权改造、ETS风波、“非典”等事件的考验后，16年来，新东方已由一个英语培训学校成为了一个具有现代化管理结构的上市公司，办公地点也从小平房发展为一座现代化办公楼并在多个城市设有学校和培训中心，而俞敏洪也由一个只会英语教学的老师成为了一位极富传奇的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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